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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姜孝贤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制度”的确立，古已有之的彩礼原先具有的补偿性功能本应弱化，礼仪性功能应该增强。但现实情况在一些地方恰恰相反，人们更加注重彩礼的“财”的补偿性功能，逐渐淡忘其“礼”的象征性本质，从而破坏了现代婚姻制度下男女方关系的平等性，并大幅限制了男方婚姻的“自由度”。

“如果婚介所、媒婆提供媒介服务时，明确和当事人约定给付彩礼的一部分作为介绍费，由于双方都基于意思自治，且这样的约定并不违背公序良俗，在这种情况下婚介所从彩礼中抽取一定比例金额作为介绍费是合法的。如果婚介所在提供媒介时所传递的彩礼金额数目不一致，如婚介所给男方传达女方要求30万元彩礼的信息，而实际女方只要求20万元彩礼。婚介所在收取中介费的情况下，又额外抽取了彩礼费用，那么其行为就涉嫌违法。”姜孝贤说。

“当下结婚费用主要包括购房首付、购车款、彩礼、订婚礼、三金礼等支出，不少年轻人及其家庭将购房和购车作为结婚前提条件，无形中大幅增加了费用。”张敬辉说，年轻人可以适当转变将买房买车作为结婚前提的心态，社会各界也要助力年轻人减轻“结婚高额费用的负担”，例如银行可以给新婚夫妇更低的贷款利率以及其他相关利好政策，经营发展好的企业也应承担起社会责任，给新婚员工一些补贴等。

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形成良好社会风尚，促进婚姻幸福、家庭和谐，民政部于2020年5月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积极倡导和推广体现优秀中华文化的传统婚礼，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进社会风气好转。

姜孝贤说，关于高额彩礼及其抵制，在法律层面并无专门规范。民法典虽然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高额彩礼很难归类于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范畴。《规定》也只是规定了不能借婚姻之名索取彩礼，但未对高价彩礼作出具体规定。不过在地方层面，已有关于抵制高价彩礼的立法，比如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2022年颁布施行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移风易俗条例》，当地有关部门根据该条例联合发文规定彩礼不得高于10万元，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

姜孝贤认为，婚姻中各种不合理费用的治理既需要硬法守住底线，又需要运用软法来系统施策。就硬法制度设计而言，重点在于切实维护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利用高额彩礼干涉婚姻自由，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截取礼金作为介绍费等行为，并综合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作保障。就软法制度设计而言，关键在于发挥各政党、团体、组织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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