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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后，知名专家的特需门诊号可以约到。”为了促成此单，陪诊师进一步向记者“推销”，“副主任医生就算该领域专家，这些都不是普通号。某些医生虽然是知名专家，能力会更强一些，但如果排他的手术，就会排很长时间。副主任医师一般40多岁，做手术的精力比较充沛，排队时间也不会太久，如果要考虑到有后续治疗，就尽量不要去找太知名的医生。”

邓利强说：“‘黄牛’倒卖就诊号行为在交易过程中可以被公安机关取证并打击澳亚国际下注，而陪诊师则往往难以界定其违法性质，由于线上实名制预约的方式已经比较普遍，目前社会对‘黄牛’倒卖行为的关注度已经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陪诊师行业中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医院作为事业单位，其保卫处没有对外执法的能力，因此打击陪诊师行业的违法行为需要有关部门积极行动。”

在刘鑫看来，陪诊行为虽然发生在医院，但并不属于传统医疗服务的范畴，因此难以由医疗部门直接出台规范性文件。同时，由于陪诊服务具有小众性和特殊场合性，市场监管部门也很难针对其制定专业性的标准。建议有关部门，尤其是医院，应在医院门诊大堂或官方网站发布相关提示和风险警示，提醒陪诊服务提供者和需求者签订书面合同，以保障双方权益。

“陪诊服务本质上是一种市场需求驱动的辅助性活动，主要服务于不熟悉医院流程或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由于目前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陪诊服务应依据民法典中有关合同的要求进行规范，双方通过签订合同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问题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陪诊服务人员也要注意保护自身的权利。”刘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