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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负担的地域、阶层分化明显。从彩礼地域分布来看，彩礼金额最高的是泛长三角地区，包括江苏(主要是苏南地区)、浙江、福建以及江西等地区，形成一个非常广阔的高彩礼地带；其次是以黄淮海地区为主的华北地区，包括豫东、鲁东和皖北地区；相对来说，云贵川渝等地区则属于低彩礼地区。此外，彩礼还存在明显阶层分化，表现为男方(家庭)条件越好，女方家庭索要彩礼越低welcome to 国民彩票，反之，男方家庭支付彩礼越高。

除彩礼外，婚俗名目繁多，婚姻综合成本居高不下。按各地普遍情况来看，男方家庭至少还需要面对大约5~10项以婚俗名义要求的现金支出。譬如改口费、下轿礼、盖头费、“三金”、谢媒礼、年节礼等，具体习俗地域差异较大。如果加上城区房子和汽车，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要超过百万元，婚姻综合成本居高不下，严重超出当地农民家庭的支付能力，河南、江西等经济欠发达的高额彩礼地区welcome to 国民彩票，举债结婚的情况屡见不鲜。

城镇化推高了农民新生家庭建立的成本，当在县城买房、过城市生活变成婚姻缔结刚性条件，而大多数县城并没有足够的经济空间供给进城农民家庭以满足养家需求的情况下，女方为寻求婚后生活保障，其索要的彩礼也相应提高。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新一代农村青年生活预期普遍在城市而非乡村，而依靠父代托举进城的新建小家庭，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通过索要彩礼剥削父辈的方式“一步到位”，往往比通过自己双手艰苦奋斗要简单得多。

性别比受两个因素影响较大：一是出生性别比，二是婚姻市场上的人口流动程度。在出生性别比原本就高，同时女性向发达地区流失严重的地区，彩礼价格越高。江西等地区农村就是如此，它本属于全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加上毗邻长三角，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彩礼价格也较高。广东虽然出生性别比同样偏高，但属于人口流入地区，最终婚姻市场性别比相对均衡，彩礼价格较低。

在对高彩礼地区调研中发现，通常两性关系较为传统的地区，越认可“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这一观念，越倾向于索要高额彩礼作为婚姻保障。这种情况下，女性及其娘家普遍将彩礼视为“女孩的傍身钱”，是女孩“最后的保障”。高额彩礼使得丈夫和婆家在对待媳妇时有所顾忌，如果婚姻关系破裂，女性还能通过彩礼弥补自己的“青春损失”和生育付出。而这种观念越来越为当下年轻女性所接受，索要高额彩礼逐渐成为一种女性寻求婚姻保障的方式。

但是，这些标准在实践中并不容易执行，而且婚俗名目繁多，即使农民认可政府制定的彩礼金额，也很容易通过其他名目规避。如上文所述，还有改口费、下轿礼、盖头费、“三金”、谢媒礼、年节礼以及房、车等支出。这表明，一些地方对彩礼的认识还比较狭隘，或者满足于应付上级要求，没有真正从婚姻综合成本角度看待彩礼整治问题。

彩礼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高额彩礼屡屡触动社会神经，折射的是部分地区普遍的婚姻成本焦虑。彩礼及婚俗具有文化象征意义，婚俗成本飙升，违背了礼俗本义，物化了人格与爱情，加剧了婚姻焦虑。包括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的普遍性上涨和局部恶化，说明部分地区在社会转型中已经丧失这方面秩序的自我修复能力，国家必须积极干预，以遏制彩礼上涨直至取缔彩礼为抓手，推动新时代的婚俗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