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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如何更好创新时，姚洋说，我们需要在创新的方向有一个综合的考虑，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做0到1的创新。“比如美国出了大模型，我们就要做大模型，现在中国大模型数量比美国还多，好像是20多家K66平台，我们需要这么多大模型吗？恐怕是不需要。”姚洋说，现在网上总是很焦虑，觉得美国大模型又发展了一步，但实际上，我们想要每样东西都超越美国是不现实的，所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仅仅解读为一定要做最前沿的创新，有时候最前沿未必是最好的技术，电动车就是一个例子。

姚洋总结了两点原因：一是开放的社会。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向移民开放的社会，到硅谷随便一个公司看看，在国外出生的人占员工数量基本在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以上，基本中国大概百分之三十，印度百分之三十，其他东欧百分之十，剩下美国人，美国人主要做管理，出生在国外的主要做技术，没有这些外来的人口，要想像美国成为世界技术的领导者那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上，中国要开放，对上海来说更应该开放，“我在这里呼吁一下上海能不能带一个头，把户籍制度稍微再放松一点，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吸纳年轻人来到上海这座城市来创业，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创业，这种打分制度未必是一种最好的制度。上海应有宽广的心胸把更多年轻人吸引过来，不仅是中国年轻人，应该把全世界年轻人吸引到上海来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