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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影视改编并非易事。《我的阿勒泰》在国产剧中首开先河，尝试以较为清晰的人物关系与故事逻辑连缀起散落在《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等多本散文集中的生活片段。该剧以一家三代汉族女性在少数民族地区经营杂货铺为切口，将青春爱情、代际冲突、新旧碰撞等线索嵌入令人神往的北疆风物中，建构了一则当代社会的疗愈性文本。

与许多青春爱情一般，汉族少女李文秀与哈萨克少年巴太的相爱也经历了成长的阵痛，最终化为一抹明媚的忧伤。但其中没有狗血情节，毫不矫揉造作，只有混杂着羞涩、悸动、喜悦、失落的少年心事。该剧的选角为纯爱故事大为增色：周依然将文秀的笨拙与纯善演绎得十分妥帖，巴太这个野性而质朴、生命力扑面而来的明亮少年，似乎更是为于适量身定做。

二人的原野之恋，别有一种都市爱情故事所不具备的自由与脱俗。爱是日常生活的例外状态，然而现代世俗化的进程，让爱情的浪漫性与超越性日益消解。法国学者伊娃·易洛斯在《爱，为什么痛》一书中指出，随着现代婚姻市场的兴起，爱情日益成为一种价码与标签。群体性孤独的网络时代，又加剧了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怀疑与恐惧。

通过这些细枝末节，《我的阿勒泰》尝试开掘生活和生命中那些更为恒久的意义与价值。或者说，让生活与生命显现自身，让最平淡的日常散发出最深长的意味。面对张凤侠在转场路途中所穿的破烂鞋子，朝戈奶奶开导她“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地过”，剧中此类人生感悟还有很多。这不是虚假的心灵鸡汤，而是泥土里长出的生活哲学。

《我的阿勒泰》对于日常生活细节的着迷，在当前注重强冲突、快节奏的故事奇观时代显得尤为独特。对于当下流行的快节奏视听产品来说，日常生活是高潮段落之外可有可无的间歇与停顿。一个日益显著的体验是，现代社会的加速机制让时间处于一种脱离韵律、忙乱飞驰的状态，哲学家韩炳哲将其称为一种“没有芳香的时间”。《我的阿勒泰》给了加速时代的观众抽身而出的短暂可能，让大家重新发现悠闲与缓慢，重新体味时间的芳香。

这些人物的困境，又都被扭结在游牧传统与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冲突这一宏大议题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当代文艺创作中屡见不鲜的议题，近年来各类“返乡题材”作品更是风行一时，在“乡关何处”的感喟中抒发着种种乡愁或乡怨。不过与《去有风的地方》《春色寄情人》《故乡，别来无恙》等时下流行的“返乡剧”相比，《我的阿勒泰》更有一种文化乡愁的意味。它将风土人情编码为深沉的历史与记忆球友会app，表达着游牧民族的身份焦虑与群体认同。就像剧中巴太向惧怕牛头骨的李文秀作出的解释——“这不是巫术，是怀念”。

值得肯定的是，在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时，《我的阿勒泰》体现出多元包容的立场。当苏力坦以传统为名拒绝托肯携子女改嫁时，李文秀反驳前者：“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只有一直变化才是不变的”，这句话可谓题眼。传统与现代并非孰是孰非的对立关系，传统恰恰是在流动与变动中不断被发明的。该剧结尾使用了首尾呼应的处理方式：返乡的巴太如同父亲一样，保留了随身佩刀的传统。父与子、传统与现代的复杂关系，都隐藏在这个不经意的细节里。

值得注意的是，创作者的女性视角让该剧对于女性处境尤为关注。第一集中，李文秀在楼梯处扶正英国作家伍尔夫的画像，看似无意的行为满含象征意味。该剧有意用托肯改嫁贯穿全剧，展现女性有所体察但又无法挣脱的困境。而剧中反复出现的“买搓衣板”的插曲，也是以符号化的方式提醒着我们，不对等的性别关系常常隐藏在那些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里。

稍显可惜的是，高晓亮这一人物的塑造，还是让《我的阿勒泰》落入一些窠臼。剧中，他被有意塑造为与李文秀对位的外来者/闯入者形象。第一集中，作为同事的二人在都市天台畅谈梦想，已经暗示了他们的人生殊途。与成功融入阿勒泰生活的李文秀相比，高晓亮是利欲熏心的掠夺者。显然，创作者有意通过这一人物来传达传统与现代碰撞中应当秉持的价值观立场。

然而，这一人物在后半段的巧合式出场，让戏剧冲突的构建显得颇为生硬。蒋奇明的表演越出色，高晓亮的角色就越令人嫌恶，该形象与整体风格的割裂感就越明显。与其他生活化的人物形象相比，该角色多少显得有些符号化、功能化。张凤侠要通过他斩断情丝，李文秀与巴太要经由他完成成长，和谐共生的生态观要经由他得以阐发，从而使得这一人物沦为推动故事走向高潮的工具人。